侯才: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价值观经济学的美好人格论及其今世意义

仁道的价值理想,尤其体现在人在道义与利欲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不贬低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和食色欲望的满足,只是要求取之有道,节之以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同上)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没有吃完一餐饭的时间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卒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为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孔子提出的道义原则、仁爱忠恕原则、仁、义、礼、智、
信等价值理想,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据。这些价值理想通过他自己践仁的生命与生活显示了出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他终身所忧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论语·述而》)。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子曾率先明确地论及所谓“成人”概念。他将古代圣贤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和冉求作为“成人”即理想人格的典范,倡导“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借此表达了他对于“成人”及其标准的理解。这无疑可以被视为儒家对成就理想人格的一种富有代表性的表述。《庄子·天下》则将孔子意指的“成人”概括为“内圣”,并将其与“外王”相并列,从而将“道术”所具有的安身立命和治国安邦两大功用鲜明地表达出来。在惠能那里,禅宗的要义通过“唯求作佛”而得到昭示。

人们的生存处境总是具体的。具体的时空环境总是充满矛盾的。在熙熙攘攘的人世和人们不同的欲望、利益的追逐、竞争和不同性情的人相处的矛盾之中,每一个人的内心都要承受这样或那样的压力和痛苦,人们往往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个体,必然有先天或后天给他带来的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或缺憾。以有形有限的人生投入天下,每一个个体都要面对无限的时空、无限的知识、无限的意义、无限的价值,这些“无限”也使人有不安之感。
每一个生命当然要肯定自己的生存、利益、价值、个性自由、人格尊严,然而,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同社会关系的重重网络,当你肯定自己的生存、利益、价值、个性自由、人格尊严时,你也要肯定别人的生存、利益、价值、个性自由、人格尊严,必须承认或容忍别人的生存空间和利益追求。如果这些追求是彼此矛盾的,就必须设法调节。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肯定自我,就会陷进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潭。

1.“成人”“内圣”之道被中国古代哲学家所大力推崇、倡导和追寻

孔子重礼、执礼,主张仁礼并重、文质并茂,但主要是想透过礼的形式复兴其所内蕴的文化价值理想。孔子是把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生与文化的根源、理想来信从、坚守、承担、自任的。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或“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精神,“天下一家”的精神。“礼之用,和为贵”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孔子对礼乐的继承、传授大有益于他身后几千年世道人心的维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君子圣贤作为理想人格客观地反映了现实生命个体存在和发展的道德、伦理和价值的一般需求,因而具有最大的普遍性。

三、 佛家的菩提智慧与人生解脱

理想人格论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中国传统哲学的要义和精髓。作为“成人”“内圣”之道,该论集中表现为对君子、圣贤等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并通过对心性的深入探究而得到系统的构建和阐释。与西方哲学着力向外寻找人与自然或存在者与“存在”相统一的中介不同,该论提供了一种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内在的路径和模式,并在现代化过程中愈益彰显出其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

《中庸》中记载孔子答哀公问政的一段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就是说,“仁”是人的类本质,是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义”是合宜、恰当,尊重贤人是社会之义的重要内容。“亲亲之杀”是说“亲亲”有亲疏近远等级上的差别,“尊贤之等”是说“尊贤”在德才禄位上也有尊卑高下的等级。“礼”就是以上“仁”(亲亲之杀)和“义”(尊贤之等)的具体化、形式化。

●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想人格论代表和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将“内圣”即主观世界的改造作为“外王”即客观世界的改造的前提,关注和追求的重点首先并非是人对外在自然、外在世界的认知和作用,而是对人自身心性的求索和修炼;并非是向外寻找人与自然或存在者与“存在”相统一的中介,而是从人自身内部来探究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道”的统一。

孟子提倡弘大刚毅、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崇尚死而后已、无所畏惧的任道精神。在生死与道德发生冲突时,“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种冲突,实质上是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德性尊严之间的冲突。孟子所倡导的道德选择表现了超乎自然生命之上的善的价值之极致,表现了人为人格尊严而牺牲的殉道精神。孟子笔下“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的行为标准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任道精神和崇高人格曾激励了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

成就理想人格,以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的实现为主旨,关涉每个个体主体的自我生存、发展和完善。在儒释道诸家那里,通常被称之为“成人”“内圣”之道。

《齐物论》与《大宗师》相辅相成,互为表里。《齐物论》表述了庄周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强调自然与人是有机的生命统一体,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齐物”的意思即是“物齐”或“‘物论’齐”,即把形色性质不同之物、不同之论,把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不和谐的现实世界种种的差别、“不齐”,视之为无差别的“齐一”。这就要求我们以不齐为齐一,即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接受、面对真实生活的同时,调整身心,超越俗世,解脱烦恼。此篇希望人们不必执定于有条件、有限制的地籁、人籁之声,而要倾听那自然和谐、无声之声、众声之源的“天籁”,以消解彼此的隔膜、是非和有限的身生命与有限的时空、价值、知性、名言、概念、识见及烦、畏乃至生死的系缚,从有限进入无限之域。庄子以相对主义的视域,反对唯我独尊,不承认有绝对的宇宙中心,反对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主张破除成见,善于站在别人的立场,更换视域去理解别人,而不以己意强加于人。

●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们确信,所谓“道”作为整体自然的最高本原或本体就存在于个体生命、人格之中,存在于心、性、命之中,人的天职和使命就是不失于斯,与其相统一或合一,而所谓君子、圣贤就是这种统一、合一的典范。

庄子之真人、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与道同体,因而都具有超越、逍遥、放达、解脱的秉性,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无穷、无限的境界。这深刻地表达了人类崇高的理想追求与向往。这种自然无为、逍遥天放之境,看似玄秘莫测,但实际上并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每一时代的类的人、群体的人,尤其是个体的人,虽生活在俗世、现实之中,然总要追求一种超脱俗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即空灵净洁的世界。任何现实的人都有理想,都有真、善、美的追求,而道家的理想境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合一之境。

君子、圣贤乃至佛者作为理想的人格,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大力推崇、倡导和追寻的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价值和目标的具体而又集中的体现。它们具有极其鲜明而又大致相同的基本标准和准则。孔子将“仁”作为君子圣贤的基本标准,将“仁”提高到“道”的高度,强调“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同时,还提出了“智”“不欲”“勇”“艺”“孝”“忠”“悌”“信”等基本范畴。在孔子关于“成人”概念的界定中,已经蕴含了孔子关于君子圣贤的基本标准的理解,即“智”“不欲”“勇”“艺”。此外,孔子还自谦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这样,孔子就将“仁”“智”“勇”“孝”“忠”“悌”“信”等明确地列为他心目中的君子圣贤的必备标准和条件。与孔子略有不同,荀子将“礼”作为君子圣贤的基本准则。他主张,“礼”是“道德之极”,学必须达到“礼”的标准和境界,才能够称之为“善学”,然后才能具有生死由是的道德操行,才能做到内定于心,外应于物,如此才可称之为“成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孟子的君子圣贤标准与孔子略同,重视和强调“仁义礼智”等诸概念。他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由于仁义礼智根置于心,因此,所谓君子,换言之也就是能够存其本心,不失本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老子眼中的圣人是“得一”即得道之人,是“惟道是从”并进入“玄同”境界之人,因而,圣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作为“善为道者”,圣人具有“豫”、“犹”、“俨”、“涣”、“敦”、“旷”、“浑”等特质。在《庄子》一书中,除了《天下》篇提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及“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在《大宗师》篇中还提出真人“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如此就涉及道、德、仁、义、礼、乐、知、刑等众多概念。禅宗和其他各派佛教一样,以转迷为悟、“识心见性”为根本标准,而在惠能那里,转迷为悟、“识心见性”的具体要求和表现是:“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

道家庄子的真人、圣人、神人、至人、天人的理想人格,与儒家有别,其特性是:一任自然,遂性率真;与风情俗世、社会热潮、政权架构、达官显贵保持距离;独善其身,白首松云,超然物外,恬淡怡乐。这是庄子和道家的神韵情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相比较,道家凸显的是超越和放达,即不是积极肯定、参与、改造现实,而是以保持距离的心态,否定、扬弃、超越现实。

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想人格论在先秦时期已近成熟,经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演进愈加完善。它提供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种内在路径和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堪称中国传统哲学的要义和精髓。金岳霖曾将其誉为“圣人人生观”,并将其与西方的“英雄人生观”相比较。然而,伴随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它却愈益远离人们的视野,甚至逐渐成为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对象。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新揭示和描述。这无疑是一个极具难度的课题,需要从该问题的视阈去审视、概观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系列相关理论,乃至由儒道释等诸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形态。

在利益和仁义发生冲突时,孟子主张把“仁义”放在首位,提倡先义后利。孟子提倡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他主张做官要“求之有道”。“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孟子·滕文公下》)“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在自己遭受侮辱时,怎么能匡正别人、匡正天下呢?圣人的行为,各有不同,有的疏远当时的君主,
有的靠拢当时的君主,有的离开朝廷,有的身居巍阙,归根到底,都得使自己廉洁正直,不沾染污泥。“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都是说,人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场合中,选择道德还是非道德,如何选择人生道路,怎样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终究是自我作主的事。这就是孟子“仁义内在”的要旨。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眼中,理想的人格或理想的完人通常被称为“君子”“贤人”“圣人”。所谓“君子”“圣人”,按照朱熹的界定,“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君子,才德出众之名。”。《庄子·天下》云:“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孟子云:“圣者,人伦之至也。”而所谓“贤人”,则为君子和圣人这两者的居间者。如程子就将孟子放在贤人之至、圣人之亚的地位,云:“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这样,在狭义上,君子、贤人、圣人由低至高,体现理想人格的不同层阶和境界。同时,在广义上,“君子”则又被作为圣贤之通称,含贤人、圣人在内。如孟子称孔子为“圣人”,但同时也称孔子为“君子”:“君子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又如,子思引孔子语:“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这里,君子即被作为圣贤之通称使用。再如,孟子云:“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这里所言的“君子”,朱熹就注曰:“君子,圣人之通称也。”在此意义上,圣人是君子中之极者。在古典文本中,一般而论,儒家多言“君子”,道家多言“圣人”。这与儒家重点言“仁”、道家重点言“道”相契合。与儒道两家所言“圣人”相近,禅宗的理想人格是“佛者”。所谓佛者,按照惠能的界说,“佛者觉也”,“识心见性”者也。光明日报

道家之“无”在道德论、道德境界及超越境界的慧识是值得发掘的。尽管道家以虚无为本,柔弱为用,削弱了“有”之层面(人文、客观现实世界)的能动建构,但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我们对于道家破除、超脱有相的执着,荡涤杂染,消解声色犬马、功名利禄的系缚,顺人之本性,养心之清静方面,则不能不加以肯定。虚、无、静、寂,凝敛内在生命的深度,除祛逐物之累,正是道家修养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无为”“无欲”“无私”“无争”,救治生命本能的盲目冲动,平衡由于人的自然本性和外物追逐引起的精神散乱,也是道家道德哲学的基本内容。而道家澄心凝思的玄观,老子“涤除玄览”的空灵智慧意在启发我们超越现实,透悟无穷,然后再去接纳现实世界相依相待、迁流不息、瞬息万变、复杂多样的生活,以开放的心灵破除执着,创造生命。因此,他与孔子儒家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庄子及其学派提出了“逍遥无待之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论。我们在这里着重讨论《庄子》内篇中的《大宗师》、《齐物论》、《逍遥游》三篇文章的主旨,一般认为这是庄子的代表作。

道家强调无用之用;儒家强调有用之用。儒家之“有”“用”,即建构人文世界,以人文化成天下;道家之“无”“用”,则要从人文世界中超越出来,回归到自然而然的自然境界。道家的逍遥无待之游,是自我真实的自由人格之体现,以“适己性”“与物化”为特征;儒家的刚健自强之道,是自我真实的创造精神之体现,以“人文化成”为特征。

孔子仁道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什么是“仁”呢?
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人们都可以从当下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做,这是实践仁道的方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君子终身奉行的“恕道”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决不强加给别人。
例如我们不希望别人羞辱自己,那我们决不要羞辱别人。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自己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忠”就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
矩之道。实际上,“忠”中有“恕”,“恕”中有“忠”,“尽己”与“推己”很难分割开来。这就是人与人之关系方面的仁道。推而广之,这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之普遍和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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