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内人的故事:时辰候得以一心一意地看完一本书

  因此卡西密尔不甚恐惧,差不多有把握地问他的父母是否赞成他和玛妮雅订婚。

  玛妮雅每次说到读书,一种特有的羞怯总使她双颊晕红。前一年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布罗妮雅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妹妹玩“教师游戏”。
这两个小女孩有好几个星期总在一起,用纸版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雅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雅听得不耐烦,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玛妮雅读完了一本书,凳子仍然竖在那儿。从此姐姐和同学再也不逗她了,而且像玛妮雅一样专心读书,认真学习。

  在克拉科夫大道66号,一个种着丁香花的院子的尽头,有一座两层的小建筑,只有极小的窗户透进光线。这个地方夸大地叫做“工农业博物馆”,
这样虚夸而且含糊的名称,是专为哄骗俄国当局的一个外表,因为“博物馆”决不会引人怀疑!在一个博物馆里教波兰青年学科学,谁也不会加以干涉玛妮雅的表兄约瑟夫·柏古斯基,是这里的领导人。

  玛妮雅当然想象宇宙也像一个大学校,里面只有一些教师和学生,而且只有一种理想在里面统治一切:学习!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索尔本去。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这阁楼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只在屋顶上开了一个小天窗,依靠它,屋里才有一点光明。一个月仅有40卢布的她,对这种居住条件已很满足。她一心扑在学习上,虽然清贫艰苦的生活日益削弱她的体质,然而丰富的知识使她心灵日趋充实。1893年,她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物理系。第二年又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该校的数学系,并且获得了巴黎大学数学和物理的学士学位。

  为什么不把她认为宝贵的进步思想观点,在斯茨初基这个极小的天地里实行呢?去年她梦想过要“启发群众”,
这是极好的机会!村里的儿童大部分不识字,进过学校的人真是少极了,也只学会了俄文字母。若是秘密设波兰文课,使这些幼稚的头脑觉悟到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的美,那该多么好!

  她不怀着从前那样的敬爱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不公平地把这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存。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居里夫人的故事:
几十年前,波兰有个叫玛妮雅的小姑娘,学习非常专心。不管周围怎么吵闹,都分散不了她的注意力。一次,玛妮雅在做功课,她姐姐和同学在她面前唱歌、跳舞、做游戏。玛妮雅就像没看见一样,在一旁专心地看书。

  布罗妮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嘱咐玛妮雅不要再寄钱给她。第二件事是请她的父亲此后由每月寄去的40卢布中留下8卢布,用来一点一点地归还她妹妹寄给她的那笔钱。从这时候起,玛妮雅的财产才由零开始增加这个医科学生写信,还由巴黎带来了别的消息。

  她们越走近学校,比较大的一个就越控制住自己,并且把声音放低。她大声讲着的那个自己编的故事并没有完,但是到了在学校的房子跟前,她就中止了。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1889年她回到了华沙,继续做家庭教师,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领她来到实业和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在这里她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实验室使她着了迷。以后只要有时间,她就来实验室,沉醉在各种物理和化学的实验中。她对实验的特殊爱好和基本的实验技巧,就是在这里培养起来的。

  玛妮雅起初很胆小,有一点怀疑,后来被她朋友的大胆意见征服了。她和姐姐布罗妮雅和海拉以及同伴玛丽亚·拉可夫斯卡,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的定期聚会:有一些仁厚的教师讲解剖学、博物学、社会学,给想提高文化的青年听。这些功课都是秘密讲授的,有时候在皮亚塞茨卡小姐家里,有时候在别的私人住宅里,这些学生每次八个或十个聚在一起写笔记,传阅小册子和论文。一听见极小的声音,就都颤抖起来,因为若被警察发觉,他们就都不免下狱。

  考问结束,这个官吏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西科尔斯卡小姐随在后面。

  可是有一天,玛丽在一个同伴面前晕倒了,那个女子赶紧跑到德意志路去。一小时后,卡西密尔登上楼梯,进了顶楼。这个青年女子,面色有点苍白,已经在读第二天的功课了。他检查他的小姨,尤其注意察看那干净的碟子和空的平底锅,在全屋子里只找到一种食物:一小包茶叶。

居里夫人的故事:玛丽·居里1867年11月7日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正直、爱国的教师家庭。她自小就勤奋好学,16岁时以金奖毕业于中学。因为当时俄国沙皇统治下的华沙不允许女子入大学,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玛丽只好只身来到华沙西北的乡村做家庭教师。

  他爱上了她。而玛妮雅,在革命观念底下藏着一颗容易感动的心的玛妮雅,也爱上了这个很漂亮而且不很讨厌的学生她还不到19岁,他只比她大一点,他们计划结婚。

  这个政府督学一语不发地看着这些学生,陪他进来的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站在他旁边,表面很镇静,也看着这些学生——但是她暗地里是多么忧虑不安呀!

  在布罗妮雅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玛丽搬到拉丁区去住,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德卢斯基夫妇坚持要借给这个青年女子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姐姐和同学想试探她一下。她们悄悄地在玛妮雅身后搭起几张凳子,只要玛妮雅一动,凳子就会倒下来。

  为了生活上的需要,她勇敢地接受了私人授课的劳苦生活;但是她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热烈而且秘密的生活。有许多梦想在激动她,与当时当地所有的波兰人一样。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每次她去看他们,他们问她烹调手艺进步如何,问她每天的食谱,她总是以单音字回答。若是她的姐夫说她气色不好,她总坚持说是因为用功过度——事实上,她也确认为这是唯一使她疲倦的原因。然用,用一个表示不关心的手势,推开这些忧虑,开始和她的外甥女玩,这是布罗妮雅的女儿,她很爱这个小孩。

居里夫人的故事:1892年,在她父亲和姐姐的帮助下,她渴望到巴黎求学的愿望实现了。来到巴黎大学理学院,她决心学到真本领,因而学习非常勤奋用功。每天她乘坐1个小时马车早早地来到教室,选一个离讲台最近的座位,便清楚地听到教授所讲授的全部知识。为了节省时间和集中精力,也为了省下乘马车的费用,入学4个月后,她从她姐姐家搬出,迁入学校附近一住房的顶阁。

  她与Z
家的人没有直接解释,没有痛苦的争论;那么不如忍受这次屈辱,留在斯茨初基,好像不曾发生什么事一样。

  素希雅死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死了。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诉过苦。

  20分钟后,玛丽一口一口地咽下卡西密尔命令给她预备的药:一大块带血的烤牛肉和一盘油煎的脆马铃薯。好像奇迹一般,她的脸上有了血色。当晚十一点钟,布罗妮雅亲自到她给妹妹放了一张床的屋子里去熄灯。几天工夫,因为吃得好,照顾得好,玛丽经过适当治疗,体力恢复了。然后,牵挂着快要举行的考试,她又回到了楼顶,答应他们说她从此懂事。

玛妮雅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的科学家。她就是居里夫人。

  当时她还不知道她要对这些梦想作出选择。她把她的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和在智力方面发展的势望,都掺杂在一种兴奋的心境之中了。

  这时,杜普希雅抬起头来。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回到华沙之后不久,结交了一些热心的“实证论者”。
有一个女子,皮亚塞茨卡小姐,给了玛妮雅很大的影响,那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中学教师,金栗色的头发,很瘦而且很丑,可是很讨人喜欢。她钟情于一个叫做诺卜林的大学生,他因为政治活动新近被大学开除。她对于近代学说,有着热烈的兴趣。

  多古怪的名字!

  玛丽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对她的信任的证据,当作信用贷款。在她那坚决的灵魂里,她觉得把这笔钱留得太久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笔钱此刻也许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的救命圈。

  玛尼雅与玻亚赛茨卡这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

  这是中学校长依凡诺夫,对一个不怎么肯奴颜卑膝的属员施行的报复。

  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和别的一些人家一样,这一家最关心的事就是工厂。

  “陛下。”

  玛丽后来大概还认识了别的快乐。但是在人与人之间无限亲切的时刻,甚至于在胜利和光荣的时刻,这个永远钻研不怠的学者从来不像在困苦和热心努力中那样自满,那样骄傲;她对她的贫寒引以自豪,把她独立生活于异域引以自傲。她晚上在她那可怜的屋子里灯下工作的时候,觉得她那还很渺小的命运,似乎已神秘地与她最为景仰的高尚生活联系起来了,她将成为过去的伟大的默默无闻的卑微者的同伴。有些人和她一样,他关在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也是离开他们的时代,才鞭策他们的才智超越已获得的知识范围的。

  这个青年女子每天在泥泞的道路上遇到一些农民,一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和女孩,在他们那大麻纤维似的头发下面,都是一张张顽钝的脸,她想起一个计划来。

  “克雷洛夫的《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最希望能到法国去求学。

  突然,她们真的都像阴谋者一样吃了一惊,因为轻轻的电铃声由楼梯平台那里传来了。两声长的,两声短的。这种信号立刻引起一种剧烈而无声的激动。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

  可惜布罗妮雅缺少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她太穷了,没有力量为她的妹妹付旅费,不能强迫她的妹妹上火车。后来决定,玛妮雅先履行F
夫人家的聘约,再在华沙住一年。她要在父亲身边生活,她父亲在斯图德西尼茨的职务新近解除了。她可以教课,增加她的积蓄,然后再动身经过了乡间的蛰伏状态和F
家的浮华纷扰之后,玛妮雅又回到她感到亲切的环境中:自己的家,老教师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在身边,流动大学又对她打开了神秘之门;还有一件无上快乐的,也是极重要的事情:玛妮雅生平第一次进入了实验室!

  “我的尊号呢,是什么?”

  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

  恋爱的结果不幸,智力的梦想失望,物质的景况极其困难。玛妮雅试图忘记自己的命运,忘记自己永远陷进去的这个泥淖。她转向家里的人,不是请求他们帮助,也不是向他们诉苦;每一封信里她都尽量提出劝告,答应给予帮助。她愿意家里人都过上很好的生活。

  玛妮雅要到斯德齐斯拦夫叔父的家里去过冬。他是斯卡罗东米亚兹地方的公证人,在加里西亚边境,离此不远。这家的主人活泼愉快,他的妻子很美丽,而他们的三个女儿整天只是笑着过日子。玛妮雅在这里怎么会觉得厌烦呢?她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极快乐的闲暇日子后,在1884年秋天,回到了华沙。

  一个学士学位是不够的!玛丽决定考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位,一个数学学位。她以前订的要求很低的计划扩大并且充实起来,其速度快得她都没时间、更没有胆量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透露。这个好人正在焦急地等着她回波兰,而且是在渺茫地感觉不安,他养育大了这个独立自主的女孩,她服从与牺牲了许多年,现在毛羽一丰就自己飞了。

  到夜间很晚的时候,玛妮雅才遗憾地离开静电计、试管和精密天平,回到家里,脱去衣服,在她的窄床上躺下。但是她不能入睡。一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使她睡不着,这种感觉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她长久以来不明确的使命,现在就像受到一种神秘的命令驱使那样呈现出来。这个青年女子突然感觉到迫不及待,感到烦扰。玛妮雅把“工农业博物馆”的试管拿在她那美丽的巧手里的时候,就神奇地又回到她童年时期的依稀的回忆中了:想到她父亲的那些物理仪器,那些总放在玻璃匣里不动,而且她总想拿来玩的东西。她已经重新结牢了自己的生命之线。1891年9月,玛妮雅在喀尔巴阡山的察科巴纳度假,她要在那里与卡西密尔·Z
会面。但是在察科巴纳,两个青年人在山中的两次散步中,已经进行了决定性的交谈。由于那个大学生又对玛妮雅吐露他已说过上百次的犹疑和恐惧,玛妮雅产生了厌烦。

  督学满意了。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她的发音多么惊人啊!她真是生在圣彼得堡的。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
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她很爱她的父亲。他是她的保护者,是她的教师,而且她几乎相信他无所不知。

  素希雅和玛妮雅散步回来,溜进父亲的书房的时候,这位教师正低声和夫人谈着伊凡诺夫。

  福拉特路,柏特华雅大道,佛扬替纳路所有玛丽住过的屋子都同样便宜,同样不舒服。第一处是在一所带家具的破旧房子里,许多学生、医生、附近驻军的军官住在里面。后来这个青年女子要得到安静,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15或20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

  玛妮雅在1885年12月10日写给她表姐亨利埃特·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亲爱的亨利埃特:我们分手之后,我过的是犯人的生活。你已经知道,我找着了一个位置,是在律师B
家里当教师;连我最恨的仇人我都不愿意叫他住在这样的地狱里!结果我和B
夫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淡,我甚至不能忍受下去,就对她这样说明了;因为她对于我也正如我对于她一样‘亲热’,
所以我们彼此极能了解。”
她生长在非凡的人们中间,她身边有3个拿到文凭和奖章的青年,他们和她一样,都聪明,都有生气,而且都热心工作;所以这个未来的玛丽·居里并不显得格外出色。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中,过人的天赋很快就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引起惊讶和称赞;可是在这一家,约瑟夫、布罗妮雅、海拉、玛妮雅一起长大,彼此竞争着求学问,都富有能力和知识,当然没有人能从这些孩子中间的一个身上,看出伟大人物的征兆,没有人被她那初现的光辉所感动。没有人想到玛妮雅的本质会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有所不同,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过。

  坐在椅子上的这位教师,服饰也并不浮华,她那黑绸上衣和鲸须领子,从来不是流行的式样;而安多尼娜·杜巴尔斯卡小姐也不美丽,她的脸是迟钝、粗鲁而且丑陋的,
不过很富于同情。 杜巴尔斯卡小姐——人们平常叫她“杜普希雅”,
是数学和历史教员,兼任学监;这种职务使她有时候不得不用强制手段,压制“小斯可罗多夫斯基”的独立精神和固执性格。

  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一个孤独的年轻女教师可以写很多信,只求有回信,信里有城里的消息。日月慢慢地流逝,玛妮雅按时对亲属叙述她拿工资的生活状况,在这种生活的卑微职责中,交替而来的是“伴侣”的钟点和尽义务的娱乐。

  玛妮雅上学很用功,甚至是非常用功。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决定在选择职业之前,让她到乡间去住一年。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1891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这个18岁的女孩,突然恐慌起来。玛妮雅坐在这辆笨重的把她送到异乡去的车子里,羞怯和恐怖使她颤抖。假如这个新雇主还和从前那些雇主一样,该怎么办?若是在她走了之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患病,可怎么好?她还能再看见他不能?她是不是作了一件很蠢的事?十个、二十个令人痛苦的问题袭击着这个少女。她紧靠车窗,在茫茫的暮色中含泪凝望着在白雪下面沉沉入睡的原野向后飞驰。眼泪刚用手擦干,就又流了出来。

  早在玛妮雅能记事的时候起,她母亲就没有亲吻过她。

  这英勇奋斗的四年,并不是玛丽·居里最快乐的日子,但是在她的眼里是最完美的日子,离她仰望的人类使命的极峰最近。一个人若是年轻而且孤独,完全专心于学问,虽然“不能自给”,
却过着最充实的生活。一种极大的热情使这个26岁的波兰女子能够无视她所忍受的贫困,能够安于她的贫贱生活。到后来,恋爱,生男育女,作妻子和作母亲的忧虑,一种繁重的工作的复杂性,将把这个幻想者重新送进实际生活。但是在此刻这个有魔力支配的时期中,她虽然比以后任何时期都穷苦得多,却像一个婴儿那样无忧无虑。她轻松地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翱翔,永远认为那是唯一的纯洁世界,唯一的真实世界!

  看起来似乎没有阻碍他们结合的事情。玛妮雅在斯茨初基虽然实际不过是“玛丽亚小姐”,
不过是孩子们的女教师,但是所有的人都对她很亲切:Z
先生和她一起在田野里作长途散步;Z 夫人爱护她,布朗卡崇拜她。Z
家的人对她特别恭敬,他们有好几次请她的父亲、哥哥、奶奶到这里来。到她的生日,他们送她鲜花和礼物。

  玛妮雅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着它们,她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
:“物—理—仪—器。”

  七月到了,激动、匆忙、可怕的磨难,在那几个折磨人的早晨,玛丽同30个学生关在考场里,觉得神经紧张,
字都在她的眼前跳动,
有好几分钟工夫她不能读那与命运有关的题纸,不能认清一般考题和“讲义考题”的词句。考完之后,就是等候的日子,要按照成绩优劣,在梯形教室里宣读。玛丽挤在里面,与同考的人和学生家属混杂一起,等候主考人进来,一直被人挤着,推来推去。忽然安静下来了,她听见头一个念了自己的名字: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

  她把意见告诉Z 小姐,Z 小姐立刻赞成,并且决定帮助她。

  那时候,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偎依在多思多虑的母亲身边,并且在几乎看不出来的一些示意、一句话、一个微笑和亲切的一瞥中,感觉到有一种极深厚的慈爱保护着她,关注着她的命运。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1891年9月23日,玛妮雅由华沙向布罗妮雅写信,请求到巴黎去使精神恢复平衡。

  这个视察员喜欢问这些品级上的细节,认为这些比数学或文法还重要。仅仅为了取乐,他又问
:“谁统治我们?”

  或是冬天比较长,七层顶楼上冰冷,冷得玛丽不能入睡。她颤抖着,煤没有了但是这算什么?一个华沙女子会忍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么?玛丽再点上灯,四周看看,打开那口大箱子,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能穿多少就都穿上,然后再钻进被窝里去,把其余的衣服——她的衬衣和替换衣裳都堆在被上。可是天气还是太冷,玛丽伸出手臂,拉过那唯一的一张椅子,提起来压在成堆的衣服上,给自己一种有重量和暖气的幻觉。她一动不动地等待进入梦乡。这时,水桶里慢慢结了一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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